叶澜：教师教育的生态式反思与重建 ——试评[美]约翰•古德莱德著、苏智欣编译《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

教师教育的生态式反思与重建

——试评[美]约翰•古德莱德著、苏智欣编译《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

叶澜

约翰•古德莱德博士是美国著名的教育改革研究者，他尤其关注学校——寄托着人类、民族、国家未来希望的中小学的改革研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不仅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看出，而且一读他的自传体著作的书名《与学校的浪漫史》，就让人为之动容。苏智欣博士是古德莱德先生所带的第一个中国博士，她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的编译者，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这个重要项目五年研究的参与者。遗憾的是，我与古德莱德博士只有神交，幸好与苏智欣博士还有过直接交往。那是2017年6月，她应邀参加了由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一次国际会议。她把自己的译作（导师的著作）《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赠予我，并在扉页写下“与叶澜教授共勉”的签名。就这样，她把我认作同道者了！没想到的是，2020年下半年，她就邀我为其新译作《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写书评。就这样，我这个从未正式写过书评的人，开始了第一篇书评的写作。谁让我们是“学校改革研究”的同道者呢。

知人择书，读书识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读完《我们国家的学校教师》这本以美国教师教育为核心对象，用经周密设计的大型调研所获得的事实与数据做基础，且始终贯穿着深刻理论分析的研究报告，我在感受事实、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冲击力的同时，也似乎读出了古德莱德博士作为教育研究者令人敬畏的学术人格与魅力：深切的热爱引出了对现状尖锐的批判；学术的洞察力穿透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研究的功底直达表面现象背后的根源；方法论的智慧使他能用生态的方式将反思与重建复合为一体。更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一章竟以寓言的方式重述了第二章的纲要式理念，构筑了一个未来美国教师教育的乌托邦，展示了他学术心灵深处的浪漫情怀。

教师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同样不受重视，处于底层地位。越是“旗帜性”的大学，越是如此，这让我有点意外。但这样的“美国病”之表现与当代中国的相似度，却并不让我十分吃惊。因为“教师教育”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借来的。在中国近代开始的学制系统中，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最初称为“师范学堂”，后改称为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或学院，这种称号大致一直保留到上世纪末。本世纪以来，制度层面与师范相关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二：一是随着高校扩招，地方争办综合性大学，最为快捷的方式是由师范学院与其他几个专业性学院合并建成；二是为了提高教师培养的层次，取消中等师范学校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完成。这看起来是一种好的愿望、发展的势头，为什么会产生令人失望的后果？教师培养在大学中实际地位的削弱，即使在还称为“师范大学”的学校中也不例外，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仅仅是一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困惑吗？

古德莱德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是，但不尽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结束了师范学校，从师范学院转变到州立大学，在70年代初就全部完成（第三章3页），但至90年代，教师教育的问题仍未有大改变。按他的预测，再过20年也不可能解决。人们口头上认同教师职业的重要与教师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教师教育在大学中的身份形成了强烈反差。古德莱德主动挑起了深度反思这一老大难问题的重任。他明确指出：对于教师教育，改革家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复杂性，他们开错了药方，“改革的努力是零碎的，而不是整体的”，所以“教师教育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被研究过的问题”（第三章44页）。对教师教育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研究的反思是全书的第一反思。项目的提出和设计正是在这第一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教师教育的重建需要从对教师教育研究的反思开始。

古德莱德构建了教师教育研究的系统：从假设、基本信念始，形成反思和重建的信念参照系统，它是这项研究的“魂”；继而研究历史遗留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然后，从体制环境这一教师教育最大的外部环境分析起步，经过对教师教育的承担者、大学及其相关院系教授的分析，再深入到教师教育学习者，从入学资格直至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按受教育的全过程剖析，最终汇总为教师教育项目本身的问题，提出改革的议程。完成了教师教育生态式研究的重构。全书结构清晰地呈现了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

古德莱德博士研究的问题是沉重的，但文笔并不晦涩：有流畅的叙述，有访谈者的记录，包括当时的表情和语气的变化，有生动而恰当的比喻，有研究者的感怀，又有深刻思考后发出的直击问题要害的警句式判断，时不时地从书页中跳出，令读者眼睛一亮，顿觉清新。比如，他指出：教师教育本身专业性缺乏，使它只能陷入市场经济的支配；教师教育的学习内容缺乏对学习者的智力挑战，何谈批判性思维？学科教师学习一门学科，至少要学两次，一次是学科本身的知识及其结构，一次是学习怎么教这门学科，这也是教师教育和医生培养的区别；教育实习的师徒式传统，限制了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教师的责任远远不只是教知识，他应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与改革之中；学校改革应与大学教师教育的改革同步开展；政府要减少对教师教育的控制，多给予自主权……我不再一一列举，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在阅读中发现，会有自己的会心一笑。

自然，古德莱德的这项研究并未穷尽教师教育的全部问题，不但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还因美国历史和教育学的传统，尤其是后者。因受杜威思想影响较深，往往把教师教育中教育学课程的重心放在“学科教学法”上，而杜威是不赞成有这样的教育学的。故这门课程在美国大学里是受轻视的。文理科的教授认为它没学术；学生又觉得对他实际的教育实习无大用。古德莱德指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必须要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但在我看来，美国教育学界尚需进一步反思这个观念，开展对整个教育学科体系的反思，并深入开展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重建式深度研究。这也许是美国，也是中国教师教育研究不可缺失的，内涵式建设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