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杜成宪教授研究团队推出《孟宪承全集》

孟宪承年轻时就已显露出管理和领导才能：留美期间曾担任中国学生监督处秘书，留英期间曾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馆书记。1926年任教清华大学期间曾担任学校第一届评议会会员、训育委员会委员、规则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兼秘书长。之后，他在各大学任教，数度担任院长、系主任之职；多次受聘为教育部各种委员会成员乃至负责人，主持全国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多次入选全国性的教育学术组织，成为核心成员。1949年6月杭州市军管会任命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接管小组成员，后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从1950年起的几年里，孟宪承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

几十年间，孟宪承有的是从政的机会却始终未走入仕途，而是以教书育人为乐事，最终以大学校长为其职志，甚至身处有职无权的境地也坦然相对，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乐于做好一个研究生导师，显示了他学者的本色、教师的本色。这里可以说一个小插曲：1931年 2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苦于院长频繁更替之累，将已在浙江大学任教授的孟宪承请来担任院长。6月份，由于数月来“京杭分驰，身心交敝”，孟宪承向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提出辞去院长，引发教育学院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致函校长朱家骅，恳请孟宪承继续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并不再兼任他职。可见孟宪承是如何地受到学生爱戴。学生的爱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查到1933年9月20日重新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孟宪承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一封信，信中向王云五推荐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一名学生所译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一本教育原理教科书，认为可以列入“师范小丛书”出版。如此种种，表明了孟宪承的志向和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已经不是将教育当成一门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是当成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生活所在。

作为一位教育理论家，作为一位引领现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学者，孟宪承的学术探究和理论思考积极地应对了他所处时代的诸多教育课题，应该说他交出了出色的答卷。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温孟宪承，其学术道路和教育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究竟何在？综观孟宪承学术思想，可以说他的理论和思想把握了教育的精髓，表现出如下特点：

人民性。据学生回忆，孟宪承对同时代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十分谨慎，但对他脱下西装着中装、不穿皮鞋穿草鞋的精神却不吝赞辞。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了苦孩，甘做骆驼”的精神献身于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孟宪承赞颂陶行知，也表达出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教育信念。孟宪承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使人民大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如前所述，1929年9月孟宪承来到无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投身于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教育工作者的事业，他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职务，这样的选择耐人寻味。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任校长，又主持江苏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参与民众教育的程度步步深入。而他从事民众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切合民众的实际，适合民众的需要，符合民众的利益。

不仅他的民众教育探索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可以说人民意识体现在他思想的诸多方面。如，1932年孟宪承的《新中华教育史》出版，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他的一段题记：“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才把我们的教育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他们平生的故事，更可以净化我们浮躁的精神，鼓舞我们奋争的勇气。教育者精神的食粮，也将从这里得到了。”孟宪承是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作为对历史上教育家进行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同时也希望用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年轻一代的未来教师。又如20世纪50年代高等师范院校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乃至整个中国师范教育体系面临严重质疑，孟宪承既看到了欧美先进国家师范教育发展趋势——实施开放的师范教育体制，也看到了中国师范大学办学和师范教育体系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更看到了中国的国情（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师资缺乏、发展教育的迫切需要），因此主张中国仍旧需要保持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但必须通过师范大学内部教学改革去提高办学质量。显然，这是更切合中国教育实际的主张，也是更符合人民利益的主张。

民族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他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弘扬。作为一位外语水平很高，对西方文化和教育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孟宪承始终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注意以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影响和训练年轻一代，也注意不断形成自身扎实的国学根底。1923年孟宪承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国文部主任，矢志于改变教会学校普遍存在的重外文、轻中文现象，从附中入手提高学校的中国语文教学水平；1925年9月孟宪承赴任清华大学教授前，向钱穆表示要认真诵读《十三经注疏》，以加强自己的国学根底；1956年9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生班上，开宗明义地要求学生“为了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熟识古籍，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材料”……这是由于他认为，学生不打好国文基础，今后要想求大的进步，几乎不可能；学者缺乏深厚的国学基础，要想做好学术研究，几乎不可能。

20世纪60年代初孟宪承着手选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整个研究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专业性的思想特点。他多次强调，研究教育史就应当历史地思考。他举例说：“学龄”概念是专门术语，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入学年龄的过程。古代教育没有这一概念，就不可以说有学龄、学龄前之分；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过庠序、大学、小学等教育机构，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认为它们是多么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实，庠序等于礼堂，太学等于旅馆，府州县学等于文庙。所以，研究历史切忌“历史错觉”。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孟宪承曾经给予过尖锐批评。他说，研究中国教育史必须将观点与材料结合起来，观点要从材料出来，而非用理论公式去套。如按照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过程、教学方法、学校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题目，套用在中国古代教育之上，先有题目，然后去找材料来填充，割裂事物的有机联系，歪曲了古人的思想面貌。孟宪承的这些认识，至今都还是一针见血之论。

现实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主要体现为：其一，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关注着教育实际问题，并积极投身于、致力于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孟宪承涉足了教育学科的诸多领域，他在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谓广泛、深入，但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而是一位十分关注教育实际问题、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实践家。他早年在圣约翰大学开展的国文教育改革实验；在江苏无锡和浙江杭州办民众教育学校，通过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工作人员推行民众教育；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致力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和精神生活，都体现了孟宪承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的现实意识和实践精神。建国之初他在浙江大学组织中学教师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又与浙江省教育厅合作举办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学”课程培训班，也体现了他对基础教育问题关注。孟宪承可以说是大学专业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的先行者。

其二，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注意用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教育的问题。在从事民众教育的探索中，他曾经说过：“我们教成人识字读书，特别要看重他们动机的引起。成人的生活，大部分吸收于劳动的工作中，小部分取得一点休息的娱乐。我们教授识字，要使他们感觉需要，鼓励兴趣，最好就从工作和娱乐的活动出发。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上感受的需要，教起来事半功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民众自身感觉的需要”出发，成为他从事民众教育的原则；而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成为他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