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题：“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时间：2026.4.25（周六）上午
叶澜老师：今天看到很多同行，感到特别幸福！有这么多“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来参会，大家都愿意学习黄大年，这是我们的专业使命，也是时代使命。这让我感到内在的生命力得到充实和发展。这是第一点：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下面，我简要地说一说：为什么“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会诞生在这里？为什么会由我们（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提出、创建？
首先，华东师范大学有教育学研究传统，我们有教育学学科研究的“学脉”。
华东师大教育学研究的元老是孟宪承先生（1894-1967），他也是华东师大的首任校长。后面是刘佛年先生（1914-2001），他是学哲学的，他在哲学的高度上研究教育学，始终关注中国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到全国各地做调查，就是刘佛年校长牵头的项目，是关于中国普及中小学教育的调查。我去了很多地方，感触很深：我们国家这么大，基础教育差异也很大，教育现状十分复杂。这激发了我的学术情怀，作为教育学研究者对“实践”要有具体真实的理解。那时，我已感到：到实践中去，绝对不只是为了去“联系”，更不是一种损失，而是自己真正的、有情怀的、学术的扎根。此后，从“新基础教育”研究到“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我们团队始终没有离开实践。如果我们离开实践，自己的心就会“空”。如果离开实践，自然也可以夸夸其谈，但是谈的东西不着地、不生根。成事成人是相互构成的，“事”若难以实现真实的发展，“人”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成长。
对“生命”的关注，是我对中国教育学原有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原来，我们比较多关注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忘记了社会最根本的组成是人；人不发展，社会难发展。不是说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不重要，而是说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缺失和未来。已有的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要发展，以往的缺失（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要补缺，新的发展要探索。只有这样思考，才能抓住当代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研究的核心尚待补缺的是“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而且是面向未来的“时代新人”的发展问题。
总之，“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能在华东师大的学术研究土壤里生长出来，绝非偶然，而是有基础的。
第二，我们学派的发展与“大时代”相关。
我经常和学生讲：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当代的丰富、复杂，以及与历史和未来的联系，可以说是很少遇到的。如果我们不努力研究时代精神，做出当代的教育学贡献，那不是时代对不起我们，而是我们对不起时代。我们应努力发挥教育学的综合复杂的专业特质，把握“时代精神”，努力做出中国教育学人的时代贡献。
2000年，上海社联要做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回顾，我当时担任社联副主席，负责“中国教育学”的百年回顾研究。为此，我组织我们教育系的各学科负责人，分别写出各学科的百年发展与主要成就，我负责写“总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审视》）。通过对百年发展问题的世纪大反思，我意识到：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依赖”。一是依赖国外的教育学知识，把“眼睛向外”作为发展教育学的方向，大家比谁“引国外”引得快。好像谁引得快，谁就最先进。二是依赖其他学科。比如教育社会学，它依赖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是社会学的应用领域，教育只是被社会学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去研究教育中的社会学问题。我认为这个立场要改变。我们正在努力做出改变。当然，改变不是断绝关系，而是要以独立的学科立场为前提，建立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的关系。赫尔巴特早在180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里，已清醒提出：教育学不应该成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可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中国的教育学是在近代从国外引进的。先是西方，然后是苏联，改革开放以后是东、西方同时引进，大家忙着引进都来不及。但是我认为：引进在一定的阶段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依赖“引进”。中国教育学人如果真有出息的话，就必须立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未来做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形成在世界教育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教育学”。正是对“两个依赖”的反思，我们下定决心要走出两个依赖，走向“两个独立”。
第三，与我自己不断成长有关。我是华东师大教育系培养的本科生，是土生土长的教育系本科生。
我一直反对取消教育系本科。为什么？因为本科是专业成长的基础，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你真把它当作一门学科，那就不会取消本科，凡是主张取消教育系本科的，在本质上并没有把教育学当作一门独立学科。
取消教育系本科、在研究生层面上发展教育学的做法，主要是在学美国。美国的教师培养，在本科阶段学习将来要教的学科，比如我要教语文、教历史，就把语文、历史看作本科学习的基础；本科后在研究生阶段才加学的所谓教育学，其重视的是一些教学的方法和技能，以为只要学会教学法就可以去做老师。说到底，这培养的是学科老师，而不是在培养教育者，更不是在培养教育学的学科研究与发展者。
我认为：面对各种言论，我们都应该用脑子多想一想：不是原来的苏联专家讲得都对，也不是美国人讲得都对，也不是国内一些权威讲得都对。关键是自己要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依据是什么？我赞不赞成这个依据？我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我自己怎么思考？怎么看？实际上，对一种说法和结论的选择、判断，体现的恰恰是你全部的综合素养和教育学的专业素养。
我提出中国教育学研究要创建学派，但是创建学派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用创建学派的方式推进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我们期望的不是只有一个学派，而是有更多的学派和研究团队，共同推进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今天，参会的有很多研究团队，有农村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民族教育、体育教育、数学教育，还有教育社会学、中国史、中国哲学等关于学科本身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有更多的研究团队和学派一起推进我们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这么多的“多”汇聚到我们心目中最在乎的，也是黄大年最在乎的，那就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形成我们自己的中国教育学、大教育学。每一个为之努力、用心的人，都是伟大的，都值得尊敬。至于努力了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有个人局限，有个体差异；但凡是努力，凡是敬重、在乎教育学的人，我们都应该致敬！所以，今天我要向在座的各位致敬！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中国教育学的明天，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年轻时，受到刘校长等前辈的关心、帮助和支持。现在呢，又有一批学生一起奋斗。“新基础教育”研究做了30多年，“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构建也已经做了20多年，我曾问过团队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告诉我：并不会因为在一起做“新基础”、做“生命·实践”教育学，妨碍自己的成长。恰恰是因每个人都在做中国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实践”教育学，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更加关注的、更加愿意去奋斗的、更加可以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并由此获得学术成长、生命成长。
今天，我看到了更多的同道，我们能够一起奋斗的同道。
有人认为，集中做一件事会对自己的发展不利。这恐怕要看你在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大事业，是为了中国教育与教育学发展而做的大事业，这绝对会为你开辟疆域，而不是妨碍你的发展。问题在于你自己狭不狭隘？如果一个人的心很狭隘，只关注自己今天发了什么论文？署名的有几篇？得奖了没有？有没有被关注？那他并没有真正懂得我们在做的究竟是怎样的事业，并没有真正的学术自觉和生命自觉。
我们学习黄大年，首先要学的就是他非常纯粹而博大的心，他把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自己最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写了多少文章。我觉得这颗“心”就足够我们学一辈子！一辈子也未必学得到，但我们要真心去学习。我们学习黄大年决不是学他发了多少篇论文。第二，黄大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研究的非常精深，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高精尖问题。而且他立志“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此，我们“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特别认同。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以说是走过了全国的每一个省，在每一个省，我或者是做调查，或者是参与基地学校的研究，听说评课，这成为我日常生活中最鲜活的一部分。当然，我现在没办法了：脚走不动、听觉也衰退，这是很坏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不带助听器，我简直听不出大家说的是什么；即使带了助听器，还是很遗憾，今天很多还是没有听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现在年轻力壮，走得动、听得见，赶快出去走走！我现在了解世界，主要是通过手机微信，但我还是了解得很鲜活，为什么？因为我有原来的生活经验和切身体验，看到有关图文，我会有很多丰富的想象（自我安慰哈）。“行万里路” 是生命的重要积累，要趁年轻，不要到老了走不动，再后悔也无用。
大家一上午很辛苦，但我发现没有人不专注，这特别让我感动，因为大家是真心实意的。
最后，我有个建议：我们这样的交流会是不是能定期举行？今天是一个开始，以后定期举行，最长两年一次。如果有人已经准备得很充分，想要和大家分享交流，可以主动申请研讨会到他们那里开。而且，我们开会也不要仅仅坐在会场里，还可以到大家在研究的学校现场去，那我们的研讨就会更鲜活、更丰富。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再次感谢各位的发言！我们还要好好消化，一定用最大的努力向大家学习，吸收到最新、最有价值和各位发自心灵的感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