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教育学会的共同指导下，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教师发展学院），联袂举办的“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未来教育与基础教育学建设”研讨会顺利举行。会议专家云集、主持人纲举目张、各发言人高屋建瓴，研讨内容既有理论创生，又有实践探索，展现了教育领域对数字化转型的敏锐关注和具身参与。
为充分展现本次会议内容多元、质量卓越的研讨全程，以飨读者，本期推送呈现的是“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未来教育与基础教育学建设”研讨会下半场的内容回顾。
主题报告
论坛下午场的上半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书光主持。
【发言人】
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以《基础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为题。对于“如何加强基础教育研究和建设基础教育学科”这一问题提出了两方面的思考。他认为，在加强基础教育研究方面，其一，做到关注和发展重大现实问题，把一些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取真的问题开展真正的研究。其二，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化研究，应规范政策研究，注重实证基础和微观应用研究，加强比较研究和跨域、跨界和跨学科研究，鼓励加强问题导向、团队合作、协同攻关。其三，应加强基础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发挥其指导、支撑和解释作用。其四，应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丰富和完善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注重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方法为研究内容服务，不要陷入“纯技术性”的误区，回归教育本质。总之，基础教育需要在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探索边界，进而走向独立的学科体系。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以《数字化视野下的教育学科建设》为题。围绕数字化背景下的学科建设体系这一命题，他强调传统的“学科划分”按等级、教育层次、教育类型、教育要素、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等，在当下的基础教育二级学科中并不能完全反映。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到来又给教育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包括未来教育形态中最关键的人机交互问题。袁教授指出，本来教育学建设就有很多的内在矛盾，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又给了我们进行颠覆性思考的可能，这其中包括“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学科理论问题，聚焦学科交叉的新形态。他进一步指出学科交叉不是交叉学科，一定要有交叉的思维、交叉的路径、交叉的方法，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淡化学科概念，不能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分化。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孙杰远，以《基础教育学何以可能？》为题。围绕基础教育学科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第一，基础教育成为学科应遵循学科成立的标准，即瞿葆奎先生在1999年提出的“只要是一门学科或者是一门学科的独立很重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象、方法”，以及2013年胡德海先生进一步提出教育学体系的总体结构。第二，确定基础教育学的条件态包括基础教育学的理论条件，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实践条件，即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第三是需要关注基础教育学的逻辑体系，包括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第四是应明确基础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包括基础属性、发展属性和综合属性。最后，他强调信息技术使教育对象、知识本身、教育学的过程、时空同时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信息技术背景下去探讨未来的基础教育和基础教育学，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需要持续不断的追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以《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基础教育学的学科设置》为题。围绕“教育学的要素”话题进行讨论，他认为，这种转型背景下的观点一是基础教育学作为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学科，二是基础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建制下的二级学科进行建制。从学术逻辑，即从一级学科下面的逻辑去谈基础教育学，可知其有政策、实践和学术三种属性。他主张学科教学论要进入到教师教育学的逻辑里，关注教师这个对象、人和育人逻辑，而不仅仅是“学科教学论”在“术”上的逻辑。另外，当前中国的高中教育研究很薄弱，所以更应建构基础教育学，还应明确基础教育学和教师教育学之间的区分。朱教授提出，把基础教育学列入到学科目录当中从而发展自己的教育学，是有益于教育学科建设的。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德全，以《基础教育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体系》为题。讨论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基础教育学的理论缺失，即“三缺”，包括缺理性、缺领跑和缺范式。二是基础教育学的理论创新，即“三大需要”，包括需要大概念、大理论和大协同。三是基础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即“五大建设”，包括团队建设、领域建设、平台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最后是基础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即五大体系，包括概念体系（解释性、来源性、移植性、理念性）、话语体系（学术、理论、实践、政策）、理论体系（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知识体系（文化、专业、教育、实践）以及方法体系（教育类、研究类、管理类）。
论坛下午场的下半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助理程亮主持。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以《教育数字化、共同基础危机与基础教育学的话语建构》为题。围绕基础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建设，结合基础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衔接的时代背景，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学校教育体系的组织逻辑与基础教育学的话语取向。他指出，高等教育阶段采用“分化”的逻辑，而基础教育阶段遵循“同化”的逻辑，因此。区别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学科、专业、产业等“分化”的知识技能体系，基础教育学的根基在于共同的知识基础。二是教育数字化对共同基础教育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数字资源开发者/生产者和使用者/消费者的分化对基础教育作为“共同的教育”的冲击；二是校内外信息空间的分化对共同知识基础和学校地位基础构成挑战。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以《参考高等教育学，建设基础教育学》为题。他指出，参考与借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相关情况，能够为基础教育学的建设提供路径参酌。针对基础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他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结合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探讨基础教育研究何以成学。二是基础教育学和学科与教学论等二级学科的关系。他对东西方关于“学”“学科”等概念的演变和内涵展开深度梳理与讨论，指出将高等教育学认定为学科，将基础教育学建设成为学科，并不排斥其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李铁安，以《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品格》为题。他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迫切需要呼唤赋予实践品格的理论研究，并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首先，需要思考“理论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以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为例，突出表现为价值观培育问题、理论供给问题、标准建设问题、综合治理问题和本土智慧传承与创新问题。其次，要明确“理论研究究竟能够做些什么”。通过审视“政策、理论、实践”的动力系统可以发现，实践探索需要解决理论指导不给力的问题，政策研究用以解决理论支持不到位的问题，而理论研究本身需要深化创新，以解决理论自身需要提质的问题。最后要回答“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品格究竟体现在哪里”的问题。主要包含五个方面：（1）立足时代性开展基于原点的研究；（2）立足实践性开展基于问题的研究；（3）关照本土性开展基于历史的研究；（4）强化批判性开展基于反思的研究；（5）聚焦微观性的案例研究。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士强，以《一线研究视角下教育学创新建设展望》为题。他结合基础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和基层教育单位教科研工作者开展的基础教育研究经验，从三个方面分享观点。首先是“两难之争：一线研究的五大困境”。具体表现为合理与有用的科学性之困、规律性与特定性的价值意义之困、创新与重复的研究内容之困、预设与生成的方法设计之困、精英推进与大众普及的主体之困。进而引发对上述表现背后深层问题的思考：“超越困境：正视一线研究的十大特性”。通过梳理一线研究具备的独到特性，他指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固化特性：一线研究呼唤教育学创新建设”。一是要呼唤我国教育学建设从广谱性教育学向专题性教育学建设发展，从原理性教育学向应用性教育学建设发展；二是探索建立有基础教育特质的教育学；三是尝试在基础教育特质的教育学理论体系里固化一线研究特性。
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倪娟，以《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衔接：数字化背景下基础教育学建设》为题。首先，她从“问题：话语体系衔接之需与之难”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说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需，又从定位、环境、关系、研究范式与框架视角等方面理解任务之难。其次，在“议题：话语体系衔接可能与可成”部分，她强调应从话语体系转型或重构的角度切入基础教育学建设，并借助数字化环境实现各种可能。最后，在“破题：话语体系如何衔接与支持”部分，她强调了学科教育学建设与多方协同对基础教育学建设的重要性。
【回应人】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教授，对论坛下半场的报告给予了整体回应。李教授首先以组织者和学习者的身份，对各位发言专家、主持人，以及线上关注这个话题、共同参与“基础教育建设”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表达了感谢，指明大家共同开了一个有可能改变中国教育数字化进程、改变中国未来教育进程的高质量研讨会。李政涛教授指出，好的学术会议、研讨会一定是对话会，对话是以差异为前提的，今天的论坛展现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
李政涛教授基于各位领导专家的发言，分享了他所受到的启发。他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基础教育学建设，要有多元化的建设路径和方式。第一，要立足于时代、立足于现实，让现实历史化、让现实未来化。以数字化生存方式，倒逼和推动教育学的改革，重塑基础教育学的未来。第二，要研究基础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导向出发，找到体现基础教育特质的问题，引领这个时代的实践变革。第三，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或者充分的研究条件。既要有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也不能忽视来自于政策视野、政策格局和政策研究的基础。第四，要有跨领域、跨界、跨学科的研究。要加强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协同、跨越和衔接。第五，要坚持并强化基础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第六，要推动理论创新。基础教育学的理论要创新，特别需要大概念、大理论和大协同。第七，要处理好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基础教育学和相关学科之间实现相互关联、相互衔接、共生共长。第八，要有自己的发展成果。用丰富多样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持续推动基础教育学的建设。
李政涛教授指出，这个会议以后，我们向通向基础教育学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它肯定不是最后一步，需要我们大家持续不断地艰苦探索。一次次的研讨和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找一条路、走一条路和建一条路，这是基础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发展之路。以此更好地回应时代精神，满足时代变革的需要、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需要，以及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会议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