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理论建设之路（17） | 刘良华《生命的冲突与实践的和解：西方哲学的线索》

“生命·实践”哲学核心精神是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1）关系思维追求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转化思维，它反对一切非此即彼的矛盾思维或冥顽不化的对立思维。立足于关系思维，“生命·实践”哲学试图超越一切有关经验论与先验论、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这种超越并非在彼此对立的双方之间寻求简单的折中或无原则的妥协。“生命·实践”哲学所强调的“关系思维”意味着，当自然生命与社会实践发生冲突时，“生命·实践”哲学总是立足于“自然”，以“自然法”为标准去改善社会实践或社会习俗。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哲学总是始于对自然的发现而对习俗的拒绝。“发现自然乃是哲学的工作”¹。哲学是对权威的根除，根除权威之后，“自然乃是标准”²。（2）情境思维强调“场合意识”和“分寸意识”，推崇明智（practical wisdom）、审慎（prudence）、中庸（mean）并以此取代不分场合的激情（包括激情的过度与不及）。这种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实践智慧”（phronesis）。

西方古典哲学始于自然哲学，研究万物的本原。自从智者和青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哲学就一直关注“人的问题”并由此转向生命哲学。生命哲学即研究“人的问题”或“人间事务”的哲学。生命哲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经验生命（经验论）与先验生命（先验论）、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以及相关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争执和矛盾。为化解生命哲学的内部冲突，“实践智慧”被引入哲学。

西方古典哲学分化出不同的哲学取向或派别。从时间顺序来看，这些不同的哲学取向或派别主要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学派和希腊化-罗马哲学。

（一）苏格拉底学派的内争

苏格拉底学派内部也一直存在两种冲突：一是知识哲学领域的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二是政治哲学领域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由于生命哲学内部出现争执和冲突，实践智慧临危受命，它与生命激情一起构成“生命·实践”哲学。“生命·实践”哲学的主要使命是超越知识领域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之争和政治领域的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

在知识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洛克、休谟、穆勒等人的经验论。它重视人的感觉经验，坚持任何知识都来源于人的感觉，否认任何先验知识。这种哲学一度被称为“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它肯定了生命的“感觉”，却使生命朝向相对主义的方向发展。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知识哲学的最后形式。二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先验论（或观念论）。它强调人的先验范畴，认为先验范畴以及先验的思维形式是认识的充分必要条件。康德认为知识虽然始于感觉经验，却并不来源于经验。没有先验范畴的支持，人的认识就像夜间观牛，其色皆黑。这种哲学一度被称为“先验主义”或“主体主义”、“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观念论”。在这两者之外，赫尔巴特、杜威、波兰尼等人在知识哲学领域发起了“哲学的改造”，显示出超越“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知识领域的“生命·实践”哲学。

在政治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平民主义政治和精英主义政治两个阵营。卢梭、马克思、萨特等人追求平民主义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韦伯的“法制型统治”。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追求精英主义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韦伯的“卡理斯玛型统治”，靠超凡魅力统治民众³。平民主义政治同情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平民主义运动；而精英主义政治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或专家治国。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施特劳斯等人强调以“共和”政治（平民与贵族各安其位）去超越平民主义政治哲学与精英主义（或国家主义）政治哲学之争。

（二）希腊化-罗马哲学对苏格拉底学派的延续与改造

古希腊虽然在实践领域推行全民参与政治，但是，理论界对此并非没有非议。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哲学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总体而言，他们都认为共同体政治生活或军事生活高于和优先于个体生活。个体自由甚至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都必须让位于社群生活。

古希腊的教育虽然有各种课程，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指向政治教育⁴。“事实上，所有的教育专业目的不外乎是政治教诲，诗歌、音乐、体操技艺，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政治-伦理任务。……其真正的意图都可以被称为政治教育。”从童年开始，所有的教育都以政治为基本主题。音乐和体育也有伦理的目的。从孩提时代到成年的一切教育就只有政治技艺。西方古典教育所重视的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七艺”明显以政治课程为主。即便算术、天文学等，也是出于政治教育的目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把人教育成为好公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课程体系中有时稍微增加了一些自然探究的课程，便立刻招致他们的同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挖苦和嘲笑⁵。有人认为，古希腊的城邦生活的确是民主的，但它是“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古希腊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没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国家不允许人对它的利益漠不关心。哲学家和研究者不能隐入山野。他们必须到议会投票，他们不能拒绝担任官员，这是他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发生争执时，雅典禁止公民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必须追随一派，反对另一派。凡不入派又不反对的中立者，法律将予以严厉惩罚，剥夺他的公民资格。⁶”古希腊的教育更不自由。“国家首先要独揽的就是教育大权。在斯巴达，父亲几乎没有教育子女的权利。雅典法律似乎比较宽松，但城邦仍规定儿童共同授业于指定的老师门下。……国家认为，公民的精神和身体都属于它，所以它要塑造他们的精神与身体，使之对国家有益。公民的身体是国家的武器，为了使这武器有力且合手，有必要让他们参加体育活动。⁷”

过度的“参与式民主”政治对公民的私人生活必然带来的挤压和侵扰。古典政治哲学将一切不参与政治生活的离群索居者视为“非神即兽”的怪物⁸。

接下来的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学派更重视“个体生命”及其伦理生活，遵循自然而拒绝习俗，听从内心自由的召唤而藐视权威。

希腊化哲学转向个体生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苏格拉底学派为代表的过度政治化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迟早会引发一般民众对政治的厌烦情绪。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出现了变化。自由民主的城邦突然陷落，希腊人被“蛮族”（马其顿人、罗马人）征服，处于“亡国奴”的状态，不得不臣服于外族的“军阀”，这使“政治学”一度成为讨论的禁区。“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⁹”

这个时期诞生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学派尽管存在细微的差异，但它们一致地呈现出重视个体生命的总体气质，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而拒绝社会的习俗规范。他们既不信任“政治科学”的技术设计，现实条件也不可能让他们享受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待遇。

直到罗马时代，参与式民主政治与政治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获得某种平衡。罗马哲学开创了古典哲学的新气象。罗马哲学延续了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审慎”、“中庸”传统，追求“不动心”、反“激情”的斯多葛主义精神。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斯多葛哲学虽然延续了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学派的意志主义，却增加了更多的入世精神。奥古斯丁则兼采斯多葛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并由此而开创了教父哲学（基督教哲学）的新传统。总体而言，罗马哲学再次恢复了“入世”精神，显示出比较丰富的“生命·实践”智慧。

实践哲学或“生命·实践”哲学在不同的哲人那里显示出不同的追求。古典实践哲学立足于人的柏拉图式的美德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前者追求理性、勇敢、节制和公正等“四主德”；后者强调以明智、审慎和中庸等“实践智慧”去化解冲突。近代实践哲学以康德的“实践理性”著名，其核心是至善的自由意志。现代实践哲学则热情洋溢地启用政治科学及其民主与法制¹⁰。

（一）立足于“理性”的古典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的重点是“实践智慧”，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明智，即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二是审慎，即注意说话和写作的对象，不以直言不讳的方式激怒他人，在必要的时刻甚至可采取“高贵的谎言”或“隐微教诲”。三是中庸，强调关系思维和情境思维，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采取必要的妥协与让步或中间道路。实践智慧及其三个要素实际上是对人的情感（欲望与激情）的承认和保护。

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比较完整地坚持了实践智慧的三个要素，而柏拉图更重视以纯粹的理论理性净化不纯粹的实践。柏拉图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性知识和理论知识两种。实践被视为应用性知识或技术¹¹。如果说柏拉图哲学也蕴含了实践智慧，那么，其实践智慧主要显示为“激情”（spiritedness，也译为“血气”）学说和“隐微教诲”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贵的谎言”。“激情”在柏拉图的“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中占有重要地位。“激情”与勇气相应，但柏拉图并不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激情四射、勇往直前。相反，他认为激情及其勇敢应该受理性的控制。柏拉图的隐微教诲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贵的谎言”主要来自“苏格拉底之死”的震撼。他从他的老师被处死的哲学事件中汲取教训，从直言不讳的危险的“反讽”转向隐微写作。柏拉图以隐微写作的方式建构他的“言辞中的城邦”（理想国）而不直接介入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在实践哲学的道路上他从师叔色诺芬以及前苏格拉底哲学（尤其是智者哲学）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教益。色诺芬既关注现实政治，又尽量回避锋芒（避免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在追求真理与承认现实之间采取“中庸”路线。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技术（也译为“制作”）。与之对应的三种哲学或三种理性为：理论哲学（也称为理论理性或理论知识）、实践哲学（也称之为实践理性或实践智慧）和技术哲学（也称之为技术理性或应用技术）。三者之间，技术的自由程度最低，实践高一个等级，理论的自由程度最高，它是纯粹自由的沉思的生活。真正能够帮助实践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技术，而是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由此而被视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主要用于处理具体而特殊的事务尤其是有关政治的事务，实践就是处理具体的事情，政治学几乎就是明智、审慎、中庸之学。它是处理偶然性、特殊性的能力。与之相对的理论理性是处理必然性、普遍性的能力。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审慎”、“激情”等实践智慧在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斯多葛学派那里获得延续。希腊化时代的犬儒主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开始明确抵制“激情”并将它发展为道法自然的苦行主义或“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的意志主义。而在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等人那里进一步发展为“反激情”、“不动心”、“不允许愤怒”的冷峻的意志哲学¹²。西塞罗甚至以“审慎”（prudentia，后来演化为prudence）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并使之兼有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的共和主义精神¹³。这种“反激情”的共和精神后来在奥古斯丁以及整个基督教哲学中几乎被完整地延续下来。“反激情”成为基督教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¹⁴。

古典实践哲学的“审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继者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再度引起关注。马基雅维利以“德性”（virtue）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此表达他所追求的“伪善”（道德与政治分离）、“公民宗教”、“审慎”，等等。其“公民宗教”理论接近伊壁鸠鲁的宗教态度（他本人不信神但总是显得信神）¹⁵，而此后的霍布斯几乎完整地复制了他的宗教理论。直到斯宾诺莎才将宗教转换为“自然宗教”，而马克思则将斯宾诺莎的“自然宗教”彻底转换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信念（比如共产主义信念）。马基雅维利所追求的“德性”及其“审慎”后来在施特劳斯那里则被转换为柏拉图式的“隐微教诲”。

（二）立足于“激情”的近代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在康德那里发生转型。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引发了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双重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前者立足于科学并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后者立足于“道德”并发展出独特的“实践哲学”。

康德哲学将他的道德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视之为“第一哲学”。康德的实践哲学接近柏拉图追求“至善”的生命哲学而几乎不考虑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甚至将亚里士多德式的明智、审慎与中庸视为实践理性的堕落。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精神延续了他在知识哲学领域发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思路，康德鼓励人凭借其纯然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追求“至善”品格。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在胡塞尔那里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发展到极致。

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主要差异在于：虽然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也是“自由实践”，但亚里士多德更看重“中庸”、“折中”、“妥协”的生活艺术。而康德的实践却显示为绝对的、不妥协的、纯粹的自由意志。康德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抽取了实践的自由精神，他将实践几乎等同于“自由意志”。康德的“意志”类似古希腊哲人所谓的“激情”。康德并不认为这种执着、毅力、坚守是非理性的，相反，康德将“自由意志”以及与之相关的“激情”视为“纯粹理性”（纯粹的实践理性）。

（三）立足于义气之争的现代实践哲学

古典实践哲学所讨论的“义气”（含“欲望”和“激情”）在现代实践哲学这里转换为“革命”或“阶级斗争”并以此重建建立新的秩序和“礼法”。

现代实践哲学领域的重要背景或关键事件是“法国大革命”，黑格尔视之为主奴辩证法或奴隶起义，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斗争。革命或阶级斗争主要是劳动者对统治者的反抗。也因此，革命或阶级斗争往往伴随着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劳动技术和科学的重视。西方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所鄙视的“技术”以及“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发生莫大的兴趣。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在恢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并由此对当时不那么入流的“政治经济学”给予特别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三要素”（理论、实践和技术）排斥了劳动。他认为劳动是奴隶的活动而非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之后，劳动一直处于受鄙视和被遗弃的状态。后来阿伦特在亚里士多德的“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工作和行动。但她也依然认为劳动是低级的不自由的活动。只有在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那里，劳动才重新成为有意义的主题。费希特认为劳动是人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人有不劳而获的权利，“不劳者不得食”¹⁶。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主奴之争的结果，它是奴隶的生活形式，但是，也正是劳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主奴之争以及主奴关系的颠倒。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极度重视劳动，不仅将劳动视为从猿转变为人的关键要素，而且并将自由劳动视为人的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劳动相关的是技术和科学。费希特、马克思等人对技术和科学给予厚望，期待未来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机器自动化”能够改变人类的劳动形态并最终为人类带来解放。

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则重新引入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他们试图在卢梭-马克思-萨特式的奴隶起义（革命）和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的精英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其核心策略是在大众与精英之间保持共和关系，并因此而重新亚里士多德式的明智、审慎和中庸等古典实践智慧以及柏拉图式的“隐微教诲”。在种种方案之中，杜威的“参与式民主”代表了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他主张把科学“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¹⁷，用非暴力的“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社会冲突。

从“生命·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形成以下几条初步结论。

1．生命哲学的内在冲突主要源自人的欲望（以及激情）和理性两种本性。几乎所有哲人都追求欲望与理性的平衡。

分歧只在于，有人从理性的视角来看待理性对欲望的克制，而另外的哲人从欲望的视角来解释欲望对理性的归顺。前者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道路，后者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路子。两者共同的思路是理性与欲望的平衡。

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共同坚持了“存天理，制人欲”的思路。柏拉图将灵魂划分为三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¹⁸。三者之中，理性与欲望对立。理性与激情一起组成克制“欲望”的同盟。

西方现代哲学则普遍认为欲望（和激情）比理性更本源、更原始。欲望（和激情）追求快乐，理性追求安全。按照霍布斯的说法，人因欲望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和战争，又因战争带来暴死的恐惧而不得不建立理性的契约¹⁹。休谟的说法是，人的道德和法律及其契约并不来自人的理性，相反，理性是情感的奴隶²⁰。人的理性尤其是与语言相关的理性发展出商谈、妥协、契约等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

古典哲学坚持的“存天理，制人欲”并非消灭人欲，而是剪灭过度的人欲，实现对纵欲的克制。当生命一往无前地追求单向度的欲望（或激情）或单向度的理性时，这种生命或生命哲学就会出现危机或危害。单一的生命激情或理性固然显得美丽和浪漫，但这种浪漫的激情终将导致生命自身面临瓦解甚至毁灭的危机。在西方哲学史上，那些生命哲学的著名的生命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这种危险和挑战。

就教育以及教育哲学而言，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的伤害、悲痛、苦难，几乎都源自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制度对生命的单向度的追求而且普遍显示为对生命欲望（和激情）的压制而对理性以及相关的知识、技术、科学的膜拜。

2．从柏拉图式的“德”（道德）到亚里士多德式的“仁”（情感及其实践智慧），中间经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义”（自由意志、主奴之争及阶级斗争），再到杜威式的“礼”（科学、民主及其法制），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暗合了老子提出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思路。

古典实践哲学重视美德和情感。柏拉图强调理性、勇敢、节制和公正等“四主德”；亚里士多德更关注人的欲望和情感，并因此而强调以明智、审慎和中庸等“实践智慧”去化解冲突。以康德道德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实践哲学则义无反顾地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康德的道德哲学接近柏拉图的至善。现代实践哲学将古典哲学的“义气”（含欲望和激情）进一步发展为革命和阶级斗争并以此建立新的秩序和“礼法”。

3．前苏格拉底哲学既是西方哲学的起点，也可能是西方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者哲学和青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之后，政治问题被视为哲学的首要问题，苏格拉底学派将政治哲学发展为第一哲学。哲学从“自然”转向“政治”，这似乎是一个进步，但也惹下了哲学的祸患。后来的哲学既延续了苏格拉底学派的研究，也出现对苏格拉底哲学的批判甚至一度出现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呼声²¹。

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等人关注的自然哲学。二是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和青年苏格拉底等“智者”关注的民主政治以及相关的法律和辩论术的问题。

前苏格拉底哲学对自然的关注显示出“主体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迹象，预演了现代自然科学所坚持的“人定胜天”以及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思路。

智者哲学延续了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等人的自然哲学的主题，但增加了“政治”的兴趣。智者给青年人传授“雄辩术”，以在辩论中击败他人为目的而不追求真理。这似乎是智者败坏青年人的坏毛病，但智者恰恰以这种方式对普通民众发出警告：不要轻易诉诸法律，法律既可能维护日常生活，但更可能败坏生活。普通生活自有普通生活的逻辑，不必动辄将生活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

4．西方古典哲学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古希腊哲学的初创、希腊化哲学的转型再到古罗马哲学的再度兴盛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满的发展历程。（1）古希腊哲学已经在知识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等领域达到了成熟状态。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也预演了后来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及其内部分歧。柯勒律治甚至说：“每个人生来要么是亚里士多德学派，要么柏拉图主义者”（Every man is born an Aristotelian or a Platonist）²²。（2）苏格拉底学派所显示出来的“过度政治化”倾向以及希腊化时代的“亡国奴”心态导致了小苏格拉底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学派等“远离政治”的归隐哲学。（3）罗马哲学再次恢复其“入世”精神和比较高级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丰富的“生命·实践”精神。

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哲学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古希腊哲学显示出更丰富的“至善”（最佳政治和美好生活）的政治理性主义精神。这正是现代哲人如施特劳斯主张返回“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原因²³。相比之下，古罗马哲学在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上更胜一筹，呈现出更丰富的实践智慧。现代哲人如马基雅维利因此而倾向于从古罗马哲学那里汲取政治智慧。与斯巴达一样，古罗马对文明一直保持某种警惕的态度。斯巴达把艺术家和学者赶出城邦，古罗马则将学者和医生赶出他们的共和国。

5．哲人所持的知识哲学与政治哲学虽然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但是，大体而言，哲人所持的知识哲学与其政治哲学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在知识哲学上坚持经验论的哲人（如洛克、休谟、穆勒等人）往往倾向于平民主义政治。在政治哲学上坚持平民主义的哲人（如卢梭、马克思、萨特等人）则倾向于经验论知识哲学。反之，在知识哲学上坚持先验论的哲人（如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往往倾向于精英主义政治。在政治哲学上倾向于精英主义的哲人（如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则往往倾向于先验论知识哲学。

而那些在知识哲学领域试图超越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的哲人（如赫尔巴特、杜威、波兰尼等人）在政治哲学上往往倾向于共和制；那些在政治哲学上坚持共和主义的哲人（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特劳斯等人）在知识哲学上往往介于“经验论”和“先验论”之间。

6．政治哲学领域虽然有些人明显倾向于平民主义政治或精英主义政治，而另外一些哲人则明确主张共和主义政治。但是，总有一些哲人的政治哲学倾向是复杂的。这些哲人表面上主张平民主义政治（比如卢梭）或精英主义政治（比如柏拉图），实质上却主张共和主义政治，强调平民与精英各安其位。另外，有些哲人（比如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福柯、施特劳斯等人）的思想似乎导致了极权主义或国家主义，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断言他们的哲学本身就是极权主义哲学。即便像尼采那样赞赏“主人道德”而反对“奴隶道德”的人，也很难说尼采就一定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或国家主义政治的鼓动者。唯一可以断言的是，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福柯、施特劳斯等人的哲学文本是复杂的。那里有“写作的艺术”和“隐微的教诲”。

7．西方现代哲学的核心精神是主体主义²⁴。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尤其是智者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已经隐含了某种主体主义精神，但西方现代主体主义哲学始于笛卡尔，而在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那里发展到极致。

西方现代主体主义哲学在知识、政治和道德三个领域引发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典自然哲学，现代政治科学取代了古典政治哲学。现代功利主义道德科学（伦理学）取代了古典理性主义道德哲学。

现代道德哲学的主流是功利主义（可称之为功利主义道德科学），但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个例外。康德延续了柏拉图所追求的“至善”道德的传统。康德的实践哲学主要显示为道德哲学。其道德哲学几乎失去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尤其是“明智”的追求，但康德的实践哲学依然坚持了古典实践哲学所追求的“自由”的品格。差异在于，康德的自由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斯多葛主义的坚毅，也更接近柏拉图的对纯然至善的不妥协的追求。或者说，康德的实践哲学既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那样关注现实事务或政治事务（康德将不那么纯粹的政治排除在实践哲学之外），也不像柏拉图那样完全不考虑现实行动（康德的实践哲学是一种无畏而冷峻的道德行动哲学）。康德哲学延续了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他相信自由意志及其观念可以改变世界。以坚持纯粹的自由意志为核心的康德实践哲学后来在胡塞尔主体主义现象学那里得到延续。也正因为如此，现象学在1960年代一度成为捷克的显学²⁵。

8．西方现代知识哲学看似分化为经验论和先验论，其实，无论经验主义还是先验主义，两者同属理性主义。它们同心协力，共同推进了古典自然哲学向现代自然科学的转换。

古典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欣赏并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手工劳动和劳逸结合的状态。后者利用并征服自然，追求人定胜天的高科技，立足于高科技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知识经济取代古典的手工劳动和手工作坊。这些高科技包括信息技术、核武器、核电站、生化武器、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等。而在古典自然哲学看来，这些技术和科学将给人类带来表面上的幸福和实质上的灾难。按照卢梭的说法。“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²⁶” 

古典自然哲学也并非完全排斥技术或科学，只是，古典自然哲学将技术和科学严格限制在少数人的私人兴趣和小范围之内。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受到严厉的惩罚，也正因为他将技术和科学带给了大众。这种技术和科学似乎会给大众带来福音，实际上却带来了身体腐朽与精神萎靡的祸害。也因此，卢梭提出科学和艺术“有伤风化”时，他并不简单地反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哲人的事业，但它对大众是一种危险²⁷。

现代哲学重视劳动及其技术是有理由的，但它使劳动的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古典的劳动主要是手工劳动，而且它以劳逸结合为前提。人既不能“不劳而获”也不能贪恋财富而过度劳动。这种立足于劳逸结合的古典的手工劳动既满足人的自然食欲，也让人因手工劳动而保持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灵气。但是，手工劳动在现代社会为技术和科学完全取代之后，技术和科学使劳动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祸：（1）对技术的追求及其科学主义使人类一步一步从“天人合一”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游牧业时代、农业时代发展为以蹂躏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为特征的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核武器时代和转基因时代。人类凭借技术、科学的力量越来越成为“自然的立法者”。技术和科学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完全变得没有了“节制”和“敬畏”。现代哲学使现代人普遍相信“知识（科学）就是力量”。现代人因此而成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超人。（2）技术和科学无节制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灾难性的破坏，而且导致了对人自身的伤害：技术、科学使人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藏身。生命之树需要扎根于幽深的大地，技术和科学却将之连根拔起。（3）技术和科学给人带来的更严重的伤害是，人既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自由思考。机器及其自动化全面或部分取代了手工劳动；专家制定的“傻瓜相机”或“医药说明书”式的种种技术产品取消了个人的思考探索。既不动手也不动脑必导致人的身体萎缩，精神衰败。

9．现代政治哲学看似分化为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两个阵营，其实，无论平民主义还是精英主义，两者都属于政治科学主义。它们一起推动了古典的政治哲学向现代的政治科学与技术官僚的迁移。

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歧在于：古典政治哲学以参与式民主为思考的前提，古典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是立足于“参与式民主”、“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和政制。“参与式民主”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手工劳动。现代政治科学利用并控制民众，追求统治权谋和政治技术。政治科学所追求的“政治专业化”取代了古典的参与式民主并由此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技术，比如货币政策、政治权谋、政治间谍，等等。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技术必导致技术官僚对政治的垄断，而一般民众似乎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现代政治科学往往鼓励民众远离政治，只需要在某个时候参与投票，把其他政治事务委托给专业的人士去打理。政治是精英的事，与大众无干²⁸。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政治作为志业”或“以政治为业”等“政治专业化”的口号。技术官僚对政治的垄断与古典政治哲学貌合神离。古典政治哲学并非完全排斥政治技术。但是，与现代政治科学不同的是，古典政治哲学立足于共和政制，将政治技术严格限制在“立法者”那样的少数精英范围之内。也因此，柏拉图明确区分精英和大众。其《理想国》重点讨论精英政治和精英教育，《法律篇》重点讨论大众政治和大众教育。与之类似，卢梭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中分别讨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²⁹。

现代政治科学主义或政治技术主义将给普通民众带来双重的危险：它既可能因政治的过度而使普通民众的私人生活受到公共政治生活的干扰；也可能以政治的不足而使普通民众丧失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能力。（1）政治科学及其技术官僚取代了参与式民主之后，公开而公正的公共生活便转向由政治黑幕构成的政治极权主义和政治蒙昧主义。（2）政治科学和技术官僚不仅导致了对公共政治资源的吞并和掠夺，而且导致了对普通民众的私人领域的迫害：政治科学及其技术官僚以种种政治安全为借口而采用公开的信息登记以及非公开的监听、监控的方式使人失去生活的隐私。每个人都暴露于无形的政治网络之中。（3）政治科学及其技术官僚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更严重的伤害是，普通民众成为无须参与公共政治决策的可有可无的棋子。它使普通民众不再承担公共责任，也使普通民众的政治理性因长期处于废弃状态而走向衰败、萎缩。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推行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导致了现代人的身心衰败，那么，现代政治科学及其推行的政治技术将使普通民众丧失政治参与的能力。越来越多的民众随时准备“逃避自由”并随时准备成为狂热的极权主义政治的信徒。

自然的科学主义导致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自负，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并引发能源危机；政治的科学主义导致精英在大众面前的自负，无节制地垄断人力资源并走向极权主义。自然的科学主义导致人贪婪而任意地开发自然甚至把人的生命也视为可以随意处理的物品³⁰；政治的科学主义导致精英贪婪而任意地开发大众的人力资源甚至使大众的生命随时处于被征用和被剥夺的状态。如果说人与自然的美好关系是立足于手工劳动的天人合一，那么，大众与精英的美好关系则是立足于参与式政治的共和政制。

自然的科学主义和政治的科学主义的共同纲领是“主体主义”哲学。主体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西方哲学的骄傲，也是西方哲学的危险。这正是施特劳斯等人以“自然正确”批判现代民主政制、倡导“返回古典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因，也是不少中国学者主张以中国古典的“天下体系”或“共和政治”（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重合法性”）取代以单一的僭主政制或民主政制的原因³¹。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15．但是，并非所有的习俗都是坏的，施特劳斯为此区分了“哲学的习俗主义和庸常的习俗主义”。

 2.[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93．

 3.韦伯的卡理斯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制型统治接近古希腊的三种“古典理性主义政治类型”。韦伯的卡理斯玛型统治接近柏拉图的以“理想国”为原型的“哲人王君主制”；韦伯的传统型统治接近色诺芬的以居鲁士为原型的“世袭君主制”；韦伯的法制型统治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贵族轮流执政的“精英民主制”。在三种统治类型之间，韦伯看似强调法制型统治，实际上他更看重具有超凡魅力的卡理斯玛型统治。详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05．

 4.[瑞士]葛恭．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发微[C]//刘小枫，陈少明．美德可教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31-132．引用时对译文略有调整。

 5.有关伊索克拉底对柏拉图的嘲笑，详见：[美]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M]．曹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8-41．有关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笑，详见：[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M]．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

6. [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2．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2009：265-275．

7.[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2-213．

8.详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9．

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93．希腊化哲学这种因外部世界的巨变而导致哲人向内心世界退守的精神气质，类似中国的道家哲学以及魏晋时期的自然主义精神。

10.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似乎暗合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思路。详见后文“讨论与结论”的相关解释。

11.详见：[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C]//王晓朝，译．[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89．

12.详见：[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M]．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

13.详见：刘宇．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184-187．

14.比如“爱你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等等。

15.苏格拉底曾被指控他引入了“新神”（“守护神”或“精灵”），苏格拉底的“新神”对马基雅维利的宗教观念或许也有影响。

16.详见：梁志学，沈真．费希特哲学思想简评[C]//[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4卷），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iii．

17.[美]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7．

18.详见：柏拉图的“马车隐喻”。[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31．

19.详见：[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4．

20.[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53．

21.可参见海德格尔所做的有关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的系列演讲与论文。22.详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219-309．2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37-396．

23.A. Kenn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Vol. 1)[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0.柯勒律治与施莱格尔在同一年出生。

24.详见：[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M]．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97-114．

25.这里的现代哲学含马基雅维利、康德等人的近代哲学。

26.详见：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203．

27.[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26．

28.这里取施特劳斯对“卢梭的意图”的解释。施特劳斯认为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并非简单地反对科学与艺术。详见：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78．

29.详见：[美]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4-40．当然，也有部分现代哲人（比如杜威、施特劳斯）依然坚持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向。

30.详见：刘小枫．《爱弥儿》如何论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26-146．

31.海德格尔把这种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生命的处置、处理称为“Stellen”（一般以为“摆置”）和“Gestell”（一般译为“集置”或“架构”）。详见：[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C]//孙周兴，译．[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13-37．

31.强调“天下体系”的研究者提出，“世界制度优先于国家制度，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哲学中最具特色而且在今天最富有意义的原则。”详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0．有关“三重合法性”的讨论，详见：蒋庆．再论政治儒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