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下午13:30，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校庆系列报告之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报告在普陀校区文科大楼913室举行。本次报告会的五位报告人分别是程亮教授、范国睿教授、黄书光教授、李林教授和黄忠敬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于今年获评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位老师在报告会上围绕自己的获奖成果做简要分享。报告会由教育学系教工党支部副书记杜明峰副教授主持，教育学部多位教师、返校校友与二十余位在读硕博研究生参与报告会。
程亮教授
教育即哲学：儿童哲学的另一种可能
程亮教授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出发引出讲座主题。在教育学史上，哲学与教育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哲学关注的是沉思的精神生活，而教育则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实践问题；然而，哲学和教育却又是相互促进的，教育给了人们追问和思考世界的动因，受了教育的人才会产生好奇，追问自然、社会，思考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哲学与教育之间的这种张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所谓的“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其中一种知识生产进路就是从哲学演绎出和教育有关的观点，与此同时，对教育问题进行无穷的追问也可以达到哲学思考的高度，从教育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另一种是所谓的“哲学教育”。当哲学进入现实的教育生活之后，哲学的面貌是作为一种学科而存在的，需要专业的哲学教师、开设课程，遵循制度化的逻辑。类似地，以往的所谓“儿童哲学”，也往往在学校教育中按照制度化的现实逻辑进行组织、演绎，于是“儿童哲学”就成为了科目化的东西，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将“儿童哲学”教育简单化、庸俗化了。
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来看，造就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过程就是促使个体由现象世界上升到理念世界的过程。按彼得斯的看法，在洞穴隐喻所表达的这种意义上，教育和哲学都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所以，仅仅只作为一种科目的儿童哲学给受此种教育的人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它是专门的，但也是狭隘的；它不追求现实的超越，其自身反而因循旧有的教育理论和静态的哲学“知识体系”，很容易沦为学校教育的某种“工具”。因此，程老师倡导一种作为“方法”的儿童哲学，亦即作为某种哲学的“教育”。这里的“儿童哲学”不是一种“内容”，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我们尊重儿童的方法、是我们作为教师引导学生在对话中探究观念的方法，也是我们深化学科教学的方法。
范国睿教授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重构人类教育
范国睿教授从获奖作品的成书过程以及范老师和另一位编者的合作过程讲起。后疫情时代，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教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中，教育作为影响个人发展与社会存续的重要社会子系统的角色日益突出，它是社会进步、国家持续发展之动力；各国教育改革蕴含了当代世界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间、以及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多维互动关系，而这些因素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当代的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教育的未来走向。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主要表现出五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突发和不可预测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并且产生了不可预测的持久性影响。其次是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世界秩序正在重新改写，“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进程正在逆转。再次是经济发展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受疫情影响的经济疲软和金融市场波动在全球各地持续至今，世界市场供应链正在脆弱。而后是科技革命和社会伦理的不确定性。AI的发展已经达到指数级速度，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显而易见，与此同时，AI的安全风险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最后是社会环境与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从社会来看，新技术的迭代导致了混乱的信息环境，同时人类活动也不断加剧气候变化；从个体来看，人们的职业生涯稳定性下降，“一眼望到头”的终身职业规划日趋困难。由此，范老师提出，在不确定时代中，教育事业要着眼于培养人们的风险素养、韧性素养和未来素养，以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迎接未来时代的挑战。
黄书光教授
不懈益励，勇毅前行——刘佛年
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黄书光教授从刘佛年的生平展开。刘佛年1914年生于湖南醴陵，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后又至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自1939年归国后至1949年之前，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教授，并参与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他历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刘佛年长期钻研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出国留学期间，他就研读过《马克思主义手册》；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方法向学生讲授教育学课程，并因此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主持的学校解聘。在革命胜利后，刘佛年继续坚持和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1961年，他奉命主编文科教材《教育学》。在这期间，刘佛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行了中国化探索，这其中包括五个方面。
首先，刘佛年用唯物主义把握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前进方向。他反对杜威关于教育无目标的论述，对杜威用非此即彼的绝对论所论述的超政治的教育提出了批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社会、政治的发展目标把握教育的目标。其次，刘佛年的教育思想以辩证法解剖现实生活中的教育矛盾症结。1957年，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中的八对矛盾，刘佛年教授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地对其进行了辨析，直面教育生活中的真实疑难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再次，刘佛年注重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联系中提升教学质量，他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理论学习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此同时，安排好学科理论知识的逻辑顺序和系统建构。此外，刘佛年主编《教育学》教材也是他推进教育学“中国化”的创举。他尝试跳出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定势，主动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教育改革探索和制度建设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经验教训总结，力求获得对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最后，刘佛年提出呼唤时代新人和倡行“大面积丰收”的公平育人理念。改革开放之初，刘佛年批判了弥漫于中国教育界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呼吁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黄老师表示，刘佛年知行合一的求真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成就了一代大教育家的崇高人格风范。
李林教授
学识、技艺与修养
——民国时期小学校长之专业研修探论
李林教授的研究是从对民国基础教育的关注延伸出来的。学校管理与专业发展是基础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其中，校长的专业成长则在学校管理和学校全体教师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老师的报告从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五个角度展开。他认为，中国近代的教育转型主要分为近代化、在地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国家化五个维度，校长角色的变迁也与此有关。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提出，好校长应该是优秀的教师、管理者和监理者，校长不仅是一个“专职的”岗位，而且是一个“专业的”行当，仅仅有教育经验的人不一定是专业的校长。因此，民国时期学术界一部分人对小学校长的领导力的看法实际上已经从中国古代所倡导的“道德领导”观转向到了“专业资质”，而个中原因则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外，专业资质的制度问题、内容问题和当代启示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制度内容由哪个主体确定？校长的专业资质制度如何在一个大国中得到跨区域的全面贯彻落实？它们对当代中国的相关工作有哪些启示？李老师的研究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
综合民国时期学者的观点，民国时期小学校长必须经过一定的培养才能被认为合格，他们所受的教育主要培养以下四方面的能力：领导力、品德修养、教学法、专业能力。校长要定期参加教育类学术讲座和短期进修、定期观摩其他校长的工作、参与听评课，还要阅读一系列的著作。各省的教育行政机关可能会给小学校长们“开书单”，统一部署研修工作。抗日战争是民国时期小学校长研修工作的分水岭。在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阶段，小学校长专业研修工作的内容、形式与工作方法都发生了不同的转变。此外，民国时期的小学校长专业研修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制度给小学校长提出的高要求，意味着小学校长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与此同时，教育行政的结构性问题也给校长们乃至一线教师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小学校长专业研修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中国的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的建构、校长在教育行政体系中的位置等热点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黄忠敬教授
培养幸福健康的孩子
——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
黄忠敬教授及其团队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历时多年，取得一系列成果，本次报告主要从实践层面探讨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对策。黄老师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目标切入主题。
当代社会，教育正在发生“情感”的转向，在以前的社会中，人们以理性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忽视了情感、情绪的存在；而如今，人们十分关注个体的情感、情绪，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做情感和情绪的主人。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学校的重要任务。具体地讲，这种能力主要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驾驭自己的情绪、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负责任地做出决策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或者是在完成任务、与他人交往、与他人合作以及情绪管理中所涉及的所有能力，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创造力、责任力、合作力、共情力和情绪力。尽管不同的模型对“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解读略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指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者的积极交往。在学校教育中，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黄老师指出，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四种路径。从课堂教学角度讲，教师应把教学看作是一种情感实践，要在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中渗透相关内容，也可以探索跨学科的“项目式学习”进路，总之要打破唯智育的课堂氛围，打造“情智相长”的课堂。从学校整体改革的角度讲，改革的方向要将学校定位为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主阵地，实现领导模式、学校氛围和学校空间的转型，变管理者为疗愈者，打造关爱、信任的学校氛围，在学校中创设更多关爱学生情绪情感健康成长的空间，如情绪角、问题调解室等。从校家社合作的角度讲，教育管理部门要引导校家社三者基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重构教育生态，特别是要改变家长的教育理念。从教师的角度讲，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师范教育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为广大教师提供更多情感支持，重视教师所希望看到的“情绪价值”，在此基础上引导教师关心学生的情绪情感需要。黄老师呼吁当代学校教育在关注学生的成绩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学生的人格与成长，不仅培养学生的智商，也要培养学生的情商。
每场报告结束后，各位与会师生针对报告内容同报告人展开了热烈的交流，报告人也一一作了回应。在五位报告人全部报告完毕后，杜明峰副教授做了简要的总结，向各位与会师生致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教育学系举办的其它讲座。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本场报告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