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我国贫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社会转型期我国贫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摘要

  2008年5月2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和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2008年“社会转型期我国贫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二楼报告厅举行开幕式。

   袁桂林：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反贫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桂林教授在本次研究讨会做题为“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反贫困”主题发言。袁桂林教授主要围绕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反贫困两个方面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袁桂林教授认为，目前，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人、财、物、信息（课程、隐形资源）等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已成为农村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袁桂林教授从教育资源种类、配置主体、配置受益者（学生）、时序和次第、配置机制等方面来探讨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此外，袁桂林教授指出，目前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中存在着三个极待解决的问题：1、教师制度问题；2、农村代课教师问题；3、农村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即“三个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解决；存量问题没有解决；小的学校困难没有解决。就教育反贫困问题，袁教授认为，目前农村教育应该克服“外在教育”问题，如家长和学生对学校期望不高，教育局对教师的期望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在此基础上，袁桂林教授提出几种教育反贫困战略：（1）农村城市化进程应该主要与农村自身实现城市化转型协调一致，即乡镇——中心镇——小城市——中等城市……（2）走农村文化建设新路径，即从乡村文化到新城市文化。（3）教育的价值趋向：立足生活、为了改善生活、珍惜地方特色、培养热爱农村生活的人。（4）学校培养目标：志向高远、深厚的乡土情怀（情结）、聪慧、创业……（5）学校办学模式：因地制宜“结合”、  为农村全民教育服务。

   最后，袁桂林教授指出，农村教育反贫困使我们重新考虑教育救国论，在新的形势下，在共产党执政背景下，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发挥教育救国的作用是很有必要。高等教育过度集中在城市是农村问题的根源。

   张诗亚：贫困农村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张诗亚教授作题为“贫困农村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学术报告。张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传统农村教育改革的诸多论断听起来是对的，但是，颠倒了许多对象关系。比如说，我们谈贫困首先要治愚，然后再治贫，所以有先治愚后治贫，有脱贫治富靠教育。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第一，谈贫困基本上是经济学定义；第二，以教育脱贫，仍然把教育仅仅当作工具。张教授认为，我们对农村教育的认识上有误区：第一，“教育的目的是致富”，既然是致富，我在农村学到的那点东西，我最好直接去城市打工，打工离开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致富，老师也是一样，跑了就完了，这样就搞乱了人的价值观，使农村的人不愿意呆在农村；第二，把农村教育与地区发展绑结在一块，而地区发展是以关注经济为主的。于是整个地区的发展常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为经济服务。张教授提出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性发展的过程成为生命的本质，教育是使人的生命价值增值的关键。张诗亚教授以汶川地震为案例，引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并引出四对关系，张老师强调说，要谈发展必须解决和处理好四对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体内在的心理和谐。张教授在会上提出“共生教育”理念。所谓共生，第一个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文化共生。张教授强调说，“现在，我们把民族旅游文化乱开发，是对人类文化的吞噬，采取掠夺式发展模式，是对自然基因的破坏。从权利上将，我们没有权利把任何一种民族的人拿出去展览，严重违反人性。开发少数民族旅游业，这是规范的破坏原有的民族文化基因。”

   滕星和欧群慧：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

   滕星教授和欧群慧老师作题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学术报告，滕星教授首先介绍中心目前正在开展的五个项目，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政策和法规研究、九年义务制教育经费使用及研究、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历史、中国乡土教材收藏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等。据滕星教授介绍，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项目为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福特基金会项目，为期两年。该项目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为研究范式，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欧群慧老师就项目开展实施情况作了具体介绍，详细介绍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开发过程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王鉴：中国西北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王鉴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西北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研究”的主题发言，王鉴教授的讲座围绕中国西北多民族多文化社会概况、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问题和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王鉴教授指出，西北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而且也是多元文化共存，不断冲突、不断融合发展的社会。从目前来看，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主要有两大文化圈：以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圈和以回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圈。据此，西北存在着两种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即藏族教育：从寺院到学校和回族教育：从经堂到学校。鉴于以上论述，王鉴教授就西北多元文化教育存在问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民族教育现代化、学校化的过程，使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割裂；其次，作为少数民族知识结晶与生存智慧的民族文化不能有效地传授，使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再次，学校教育在传承现代科学知识、普适知识的过程中，轻视并遗忘了本土知识、地方知识的价值；最后，多元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现实，需要学校教育体现多元文化的内容与价值。

   就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问题，王鉴教授从西北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出发，提出民族地区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王鉴教授指出，  传统的民族地区课程是：国家课程  ＋  民族语文课程，民族语文课程有两种模式：民加汉（开设民族语文课，其它各科均是翻译成民族语言的全国通用教材，同时加授汉语文课）和汉加民（开设民族语文课，其它各科均采用全国通用教材）。就民族地区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王鉴教授指出，虽然在有语言文字的民族地区学校中开设了民族语文课，但它远远不能将民族文化丰富的内容包容其中。此外，民族地区的学校课程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为普遍的升学应试教育问题；二是较为特殊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关系问题。

   王鉴教授从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的模式、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的目标和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的内容四个方面来介绍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概况。

   秦玉友：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农村教育发展的主题转换与战略转型

   秦玉友教授作题为“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农村教育发展的主题转换与战略转型”学术报告。秦玉友教授提出三个命题：提高质量成为农村教育的时代主题、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现实价值、提高农村教育的战略思考。秦玉友教授指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是三个命题的必然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提高农村教育是教育民主化的现代命题。从现实价值而言，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有利用从人口大国快速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有利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提高教育的内部效率。最后，秦玉友教授就农村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思：在去二元结构的发展思维下重新思考教育发展、把提高农村课程的关联性作为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前提、把大面积提高教师素质作为农村教育质量的重点、把提高农村教育的执行力作为农村教育提高的切入点、把提高农村整体发展水平作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基础。

   杨小微：我国基础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与反思

   杨小微教授作题为“我国基础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与反思”学术报告，报告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论述：以改革促均衡的成效及面临的新问题、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期待新的思路和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引发的理论思考。杨小微教授指出，反思以改革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区域均衡发展，我们需要考虑三个问题：东部地区如何巩固和发展“以强带弱”的成效与经验？如何真正将发展差异转化为发展资源？如何预测并有效解决“高位均衡”意义上的新问题？   杨小微教授指出，在以改革促均衡过程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自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中部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真正解决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和质量水平的差异；真正走出“片追”的价值误区；真正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振兴本土的经济优势。   西部地区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是：经济脱贫如何迅速地转化为教育脱贫？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不被“化掉”反而更彰显其当代价值？外援撤出后如何实现自主的可持续发展？针对如上问题，杨小微教授指出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期待新的思路，并提出三条总体应对思路：首先是区分责任主体、明确主体责任；其次是找准难点和把握关键；其三，尽快达到底线要求，认识发展梯度系列，适时推进阶段转换，努力实现持续发展。杨小微教授从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层面提出若干条可供借鉴的理论思考或建议，首先，明晰农村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其次，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的多层涵义问题；最后，对差异和均衡的理解问题。

   周润智：民族教育发展与政府的职责——以辽宁省为个案

    周润智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作题为“民族教育发展与政府的职责——以辽宁省为个案”学术报告，从快速发展民族教育的意义、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现状、辽宁省的民族结构、辽宁省民族学校教育概况、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民族教育改革成果及差距和不足等方面来阐述辽宁省民族教育发展问题，指出党政领导对民族教育的重视不足、民族教育组织机构有待完善、民族教育政策落实困难、“三语”教学民族学校教师编制没有得到落实等问题是辽宁省民族教育改革出现不足的三个主要原因。在会上，周润智教授谈到了自己关于我国民族教育的几点反思，周润智教授提出用中国传统民族观的语义学分析来理解母语、国语、汉语及普通话的概念，解析“国际理解教育”与“民族文化共融”，文化的混变到量与质的变化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社会文化形态取向。

   最后，周润智教授指出：“政府的民族教育发展职责不可推卸，无论是从教育目标、教育政策、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评价来说，当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文化自觉之前，文化保护是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常永才：多样性的描写与阐释——英美人类学经典文化概念的局限与超越

    常永才教授在会上作题为“多样性的描写与阐释——英美人类学经典文化概念的局限与超越”学术报告。常教授开篇引用德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政治学家洪堡特教授的一句话点晴报告的主旨，“‘文化’这个词意义实在含混得很，使用起来非得万分小心不可。”常教授在报告中辨析了人类学的概念，指出人类学建构“文化”这一概念的原因，认为文化场景的多样性是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显著特点，力图发掘北美人类学的方法论价值，并从经典人类学文化概念对多样性描述的局恨（空间视角）和经典文化概念反历史性的静态思维局限（时间视角）来阐述经典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局限性，认为经典文化概念中暗含着若干二元对立，包括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文化的本质）、社会建构与个体建构的对立（文化的建构）、客观与主观的分离（文化内容）和主位与客位的对立（文化的理解）等，在此基础上，常永才教授提出从向心理学借鉴和向语言学借鉴两方面可实现经典文化概念局限的理论超越。

   王凌：依托学校建立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探索—— 以云南省寻甸县六哨、联合乡为个案

   王凌教授作了题为“依托学校建立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探索——  以云南省寻甸县六哨、联合乡为个案  ”研究报告，王教授先给我们大家看了一则短片，把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福特基金项目7年来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示在与会人员面前，使大家对福特基金项目有了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王凌教授从“依托学校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探索”项目的提出背景、项目的基本观点、发展模式和运作机制以及项目的实践探索和成效三个方面介绍“依托学校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探索”项目概况。

   王枬：广西民族文化与民族学校教育

   王枬教授做了“广西民族文化与民族学校教育的研究”的学术报告。他从研究的基本情况、成果和反思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项研究运用教育人类学与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着眼于广西民族学校发展的研究，其中主要以教师的研究为主，并指出学校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需克服自卑心态及做秀定位，而且应更多考虑如何把传统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促进当地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叶澜：总结发言

   关于农村教育这个问题我们是很少提出，我个人也没有集中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次会议来自许多地方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授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报告。昨天一天我被各位教授的精彩报告中所迸发出来的思想所“撞击”，一直处在思考的状态之中。今天这个发言我首先把我昨天感受到的思想做一个交流。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真诚、认真而富有碰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我想谈谈我在刚才发言中所产生的想法，第一呢，我们的主题有一个当代的中国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的一个界定，当代中国首先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来思考贫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那么这次讨论我们没有直接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从讨论的本身就已经反映出来了社会这种转型，所以我们研究贫困民族农村地区的教育就有了转型时期的许多新的视角。过去以及现在农村比较多的还是从经济的视角来考虑脱贫，企图通过教育来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另外呢，也有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农村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基于民族团结和谐相处的想法。这次我们的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多新的碰撞的视角，经济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

   关于经济与教育。农村经济发展跟教育之间未必就是一个正相关的问题。我们对经济与教育发展关系问题不是一个单向度思考。

   关于文化与教育讨论。西方文化对中国当前文化生活及思维方式、话语概念都与西方接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中国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我们发现，很长时候，少数民族文化失语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始终是少数人在做的事情，很少在现代化背景下，作为学术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不仅是少数民族所在的少数民族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内在活力的再激发和丰富问题。我们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我们在向现代化强国前进的同时，我们有这种危机意识，我就怕“居安不思危”。

   宗教与教育。宗教教育的特点在哪里？宗教教礼不仅有说，而且要求身体力行。宗教和教育的差异，教育是否存在宗教不能代替、超越宗教的东西？而我们思考

   是时代给予我们认识教育问题的新起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人，要始终保持对时代变化的清醒，有了这种清醒，我们才能够在精神上、方向上、价值取向上与时代发展保持一致。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发展现状？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在哪里？我认为我们只有把农村教育的参照系：现代化背景（农村是乡土经济，）。农村教育不是千篇一律，是在农村教育范围内部差异性问题。。

   经济文化类型？经济文化类型历史进程和当代呈现及可能走势是我们开发校本课程的基础工作。研究事物内在的关联系及转变是对地区认识深化很关键的问题。从实践上来讲，云南师大开展的这项研究工作立足于经济发展，项目要做的是在这两方面实现沟通。关系转换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地区资源？自然资源谈到地面上资源和地下资源。如何适度合理开发可再生性资源？地下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如何解决？人文资源，提出丰富与脆弱，就是这个人文资源开发上，由于过强的经济意识导致原始生态被打破。文艺领域先于教育领域关注原生态问题。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少数民族青少年不愿意学壮语，他们不愿意穿传统服饰，文化达尔文主义，我们关注原生态是不是要人为地去保护原生态。我们人类文化作为博物馆的价值是具备，如何看待原生态？如何看待文化达尔文主义？我相信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总是要不断向前，理性的力量会一直引领人类向前发展。后现代可能希望把边缘变为中心，把少数变为跟主流一样重要的位置。我们不要从强和弱，数量的多和少来思考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意义，

   我认为，研究少数民族原生态，要提炼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生存智慧意义上的文化基因。无论经过多少社会变迁，生存下来肯定有独特基因使她能够持续发展。跟生存环境不相脱离的生存智慧。我们不要只从群体的意义来考虑文化的意义，我们要考虑到文化发展的个体意义。

   关于地震。人不管多么强大，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依然是柔弱的。我们就是在一个高科技、高科学的文化中，当我们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我们日以常用的现代化东西失常的时候，我们依然要生存。我们对原始的人的基本能力的退化，现代化高科技构造的世界使人作为一个高级生灵的沟通关系削弱，我们现在就需要原生态的东西。再发达的技术背景，我想因为人是一个活的机体，我认为这种生命与生命的关联不应该因为现代化而被切断。

  资源配置问题。一次配置和二次配置问题。教育具有一种资源内生力。配置的经费和教师教育实践本身使教师逐渐成长为优秀教师，教师实践是有资源内生力。教育实践要产生新的品质和新的力量，要造就新人，资源再生问题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许多问题仍待于我们去研究，教育演化（少数民族教育具有演化历史）、文化基因、当前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教学状态和整个社会关联性的现状研究还不够深入、改革研究（课程研究、乡土教材）这次讨论反映的问题系列，落差极大，从对概念说起，一到学校就进入课程。基础理论问题进入教育内部问题的思考研究不够。教育学不仅是书本上的教育学，他自身在不断的重建、生长与变化，重建是在研究教育的丰富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不要以我们狭隘的眼光去观察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这样我们不会关注到对教育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我们是教育学的研究人，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要作一个好的教育学研究人需要丰富的素养，真正的智慧表现在：依据研究目标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及创造出新的适合于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非常感谢老师同学对本次会议的倾心投入。

  文字编辑：徐继洁  陈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