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学校转型性变革实践研究为基石，以理论与实践双向构建为特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为目标而创建的教育学派。自1994年起，团队在创始人叶澜教授与学派成员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校变革的“中国经验”。团队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唯一来自教育学的教师研究团队。
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派发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公众号开辟“学派理论建设之路”专栏，将陆续推送“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学者的相关论文，以飨读者。本期为读者呈现的是孙元涛教授《中国教育学派创建的理论探索——读<“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有感》一文，该文通过对“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与相关著述的梳理解读，阐明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自觉的学术努力与价值追求。
本文原载于《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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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元涛，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教育学派创建的理论探索
——读《“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有感
孙元涛
从2007年到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分四辑出版了叶澜教授主编的《“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其是以推进中国教育学研究，创建富有中国特质的教育学派为核心宗旨的学术性论丛。已经问世的四辑分别以“回望”、“立场”、“基因”、“命脉”为题，借助这种主题聚焦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叶澜教授所引领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重建中国教育学的路程中坚实行走的足迹。
2004年2月，《教育研究》发表了一篇对叶澜教授的专访，题为《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在访谈中，叶澜教授表达了自己在职业学术生涯最后一阶段的核心追求：锻炼一支队伍，将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作为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学术空间，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做出我们尽力可为的贡献。如果说，此前这支“队伍”关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思考、筹划和创作，还只是学派创建前的奠基和积累阶段，那么，这一“宣言”的问世，则预示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终于“破土而出”，绽放出生命的绿意并开始加速成长。学派是“虚灵”的，它不像一幢大楼，有着显见的外观；但学派不是“虚空”的，它必然依托于一个有着共同学术目标、相近学术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和这个共同体的“精气神儿”，他们的价值理想、学术姿态、思想内涵和理论表达，将直接决定着这个学派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内在品性。“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的“宣言”，宣告的并不是这一学派创建历程的完成，而是廓出了一个新的起点，由这一起点出发，借助于自觉的思想设计，可能开启一条深远而悠长的思想旅程。
从“宣言”的发表到今天，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围绕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自觉建构，这支“队伍”在思想的旅程中不断跋涉。而今，他们捧出了连续四辑的《“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以自觉的理论姿态和厚重的思想，表达着他们对中国教育学的挚爱，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强烈的学科认同和学术使命感。
“回望”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整理自身已经拥有的“财富”，它更关心的是清理好自己的“地基”，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它如实地记载了自其“宣言”问世至创刊这段时间中，“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一系列与学派创生相关的思考、论述、体悟和问题。其中，作为学派创始人的叶澜教授为“回望”特别撰写的《从“冬虫”到“夏草”——“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生成过程的个人式回望》一文，以叙事的方式，真实地记叙了其学术思想从“虫蛹”初态，历经层层蜕变，直至“夏草”破土而出的艰难、漫长历程。这一历程，饱含着深情，渗透着诗意，更蕴含着信念和理性。而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的根基——生命自觉。正是由它而焕发出的能量，才使得叶澜教授不断地将自己的思考向前推进，向深处开掘……
“立场”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之“学科立场”的寻问与探究。在叶澜教授看来，学科立场是“由学科研究主体确立的，观察、认识、阐明与该学科建构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提出教育学研究的学科立场问题，目的在于唤醒教育学者的学科自我意识，谨防中国教育学在无立场的“外求”路线引领下，在由教育学自身裂变而造成的“内裂危机”和因其他学科介入教育学而引发的“外解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丧失学科独立的根基。目前，中国教育学科的整体结构中，在研究对象的建构方面尚存在两大缺失：一是“内在整体学科”研究的缺失，即缺乏以当代教育活动本身内在整体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研究；二是“内生交叉学科”的缺失，即以教育学的研究范式、理论框架、基本观点和方法为依据，以其他学科领域与教育相关的问题或教育内部与其他领域相关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教育学为本体的、应用性研究的整体缺位。对于教育学者而言，要意识到上述两大缺失的存在，重要的是要加强教育学研究的“内立场”，走深入研究教育活动本身，形成教育学独特视角的研究路线，而不是仅满足于将教育学嫁接于其他学科的枝干上来生成教育学话语。
“基因”是对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基因式内核——“生命·实践”及其内在关联结构的系统思考和论证。在生命体身上，基因是解读生命之所以生生不息秘密的最基本单位。之所以用“基因”来喻示“生命·实践”的内在关联结构，以及它在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思想旅程中的特殊地位，是为了真实地表达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学理论内核的自觉寻求。在叶澜教授看来，构成教育学之理论内核的，必然是具有代际功能和生成机制的内在复合结构，而不是单一的元素。这一结构应当是与生命相关且鲜活而富含生命性的。而由“生命”、“实践”这对既相互独立，又内在相通的概念所构成的基因结构式——“生命·实践”，虽形态简朴，却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全息式地包含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关于当代中国教育学重建的核心价值关怀和理论思考。
从“回望”、“立场”行至“基因”，“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探讨的主题越来越集中，思考也越来越深入。伴随着对学派自身理论基础的论证和自觉建构，学派的气质形象越来越清晰、明朗。但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核心理论建构，还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根基与命脉。在《“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的第四辑“命脉”中，叶澜教授开掘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五大学术命脉：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关于人与实践内在相互构成的学说及其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启示；教育学作为学科发展的学术历史与丰富资源；当代科学与科学哲学对于认识人及其复杂系统内在机制的理论与方法论，其中主要涉及的是脑科学中有关大脑结构的研究、复杂理论、超循环理论等及其方法论支持；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进展，尤其是作为学派创建直接资源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
如果说，“回望”与“立场”两辑，可视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反观和清思，那么，“基因”与“命脉”两辑，则可看做学派理论根基的自觉建构与论证，是“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直接构成和整体式、结构性概括。至此，“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不仅对共同的学术愿景做了具体的理论表达，而且初步构筑起学派的核心理论架构。尽管未来的学派建设之路还很漫长，且可能面临诸多的理论难题，但是连续四辑的《“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的出版，是学派理论内核的自我澄明，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学术对话敞开了空间，为学派理论建构的再提升、再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自觉建构，并不单是要标举出自身的特殊价值，它更深切的关怀在于：通过一种自觉的学术努力，激发中国教育学者的生命自觉、文化自觉、历史自觉和学科自觉，使中国教育学研究由过多地依靠“向外求”、“从外取”，走向内在力量的自我培育；通过对自身理论内核的澄清，依靠自觉的、持久的理论建设，走向新生。正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愿景所承诺的：“我们想通过‘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这声音将揭示平凡教育事业蕴涵的丰富与伟大，蕴涵着与人类最基础的存在——生命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蕴涵着对创造、智慧和发展的呼唤，蕴涵着对健康人性、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
在漫渺的教育学平湖上，“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也许只是一颗小小的石子，但它希望，它的出现至少能够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水花，并形成不断外推的涟漪。它更希望，通过持续的思想设计和理论表达，引发中国教育学者的学科自我意识和创建中国教育学的雄心和行动投入，在行动中创造中国教育学的美好明天。
【全文完】